和死亡擦身而過可能留下長久的心理饋贈──可能向我們透漏出大腦如何在極端的情況下運作
一位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因為爆炸的砲彈而身受重傷的年輕人恩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在家書中寫道“死亡是一件非常簡單的事，我見識過死亡，所以我真的知道。如果我本來應該死亡的話，那對我來說它將是十分輕鬆的，肯定是我這一生當中做過最輕鬆的事。”
數年之後，海明威將他自己的體驗──靈魂【註1】出體，離開之後又折返──改編為他知名的短篇小說“吉力馬札羅山的雪（The Snows of Kilimanjaro）”，是關於一場非洲狩獵之旅災難性地急轉直下的故事。染上壞疽的主角知道他即將死亡，突然之間，他的疼痛消失了，然後叢林飛行員康畢（Compie）抵達進行救援。他們倆起飛，從雨勢磅礡的暴風雨中飛過，如同飛越瀑布那般，直到飛機進入白光之中，前方，那個在陽光下白得令人難以置信的，正是吉力馬札羅山的方形山頂。於是，他明白了那裡正是他要去的地方。這段敘述符合了典型瀕死體驗的要素：黑暗、疼痛消失、進入白光，然後一股平靜的感受。
超越理解之外的和平
瀕死經驗起因於生命受到單一威脅事件期間，身體受到鈍傷、心臟病、窒息、休克等等原因而受創的時候。在醫院的環境中因為心臟驟停的病患裡面，大約有十分之一的人們經歷過這種情況。數千名在這些折磨人又險峻的局勢下倖存過來的人們描述，他們遺留下他們損壞的身體，迎向超脫於日常生活的境界，不受平常時間和空間界線的束縛。這些強烈又神秘的經驗，能為他們的人生帶來恆久的轉變。
瀕死經驗不是想像力的天馬行空。它們享有廣泛的共通性──疼痛消失、在隧道的盡頭見到明亮的白光和其他視覺景象、脫離個人的身體並且飄浮其上，或甚至飛離進入宇宙（出體經驗）。可能見到喜愛的人，不論生或死，或是靈性的存在體例如天使；普魯斯特回憶或甚至一生的記憶回顧，好的記憶和不好的記憶（人生在眼前閃過）；或者時間和空間的扭曲感。對於這些認知，有一些基本的生理學的解釋，例如逐漸狹窄的隧道視野，就是流過視網膜的視覺周邊的血液減少，造成周邊的視野先發生消失的情況。
瀕死經驗可以是正面的，也可以是負面的。前者受到所有媒體的關注，在於一種難以抵擋的存在感，某種精神和神聖的感受。這意料之外的脫節，把嚴重受創的身體，和平靜以及與宇宙的一體感分隔開來。然而，不是所有的瀕死經驗都是快樂的──有一些可能是駭人的，被貼上極度恐懼、受折磨、孤獨和沮喪的標籤。
或許在關於瀕死經驗的宣傳上，它使人們建立起在面臨這種情況下應該感受到什麼的預期。這似乎是可能的，事實上，令人苦惱的瀕死經驗，由於羞恥、社會汙點以及為了改變“快樂的”瀕死經驗的刻板印象所面臨的壓力而被嚴重低估。
任何和死亡的擦身而過都提醒了我們生命的無常和脆弱，揭下心理的抑鬱層面，保護我們免於生存破滅的不適思維。對大多數人而言，這些事件在強度上隨著時間而削減，最終回到了正常的狀態（雖然他們可能在醒來之後留下創傷後壓力症候群）。但是瀕死經驗在數十年過後還是能莫名強烈而且清晰地回憶起。
來自維吉尼亞大學的兩位研究人員在2017年的一項研究裡提出這個問題，在瀕死經驗期間，隨著大腦功能的受損而發生認知增強的悖論，是否可以被認定為是幻想。研究人員向122位有過瀕死經驗的人們提出問卷調查，告訴他們，將他們在瀕死經驗的記憶，和那些在相同時間裡發生的真實的事件和想像的事件做比較。結果顯示，瀕死經驗的記憶比起真實和想像的事件還要鮮明和詳細。簡而言之，瀕死經驗的記憶“比真實還要真實。”
瀕死經驗在20世紀的最後25年才因為醫生和心理學家的努力而獲得大眾的注意──特別是雷蒙‧穆迪（Raymond Moody），他在其1975年的暢銷書《死後的世界（Life after Life）》引進了“瀕死經驗”這個名詞；以及另一位，布魯斯‧葛雷森（Bruce M. Greyson），前面提到的研究裡面的兩位研究人員之一，他在2009年發表了《瀕死經驗手冊（The Handbook of Near-Death Experiences）》一書。藉著點出人們分享其瀕死論述的形式，這些研究人員將過去曾經被譏笑為虛構症或是被歸類為熱幻覺（過去的臨終景象）的現象轉變為實質的研究領域。
我接受這些感受強烈的經驗的真實性，它們就如同任何其他的主觀感受或想法那樣真實。然而，作為一名科學家，我奉行的假設是，我們所有的思維、記憶、想法和經驗是我們的大腦因為自然的因果現象而無法避免的結果，不是超自然的現象。在過去數個世紀中，這個前提極好地效力於科學和其輔佐──技術。除非在它的對立面有令人意想不到和說服人心的客觀證據，否則，我看不到任何拋棄這個假設的理由。
接下來的挑戰，是在自然的架構下解釋瀕死經驗。作為一位長期在身心問題上打滾的學生，我關心瀕死經驗，因為它們構成了人類意識當中罕見的部分，以及在這個客觀時間上持續不到一個小時的事件，卻留下永久性轉變的這個引人注目的事實。如同保羅在前往大馬士革途中的皈依【註2】──不再懼怕死亡，擺脫掉物質財富並且趨向更宏大的善行。或者，如同海明威的例子，執迷於風險和死亡。
當攝取的精神活性物質是來自於某類和神經傳導物質血清素相關的致幻劑時，通常會出現類似的神祕經驗，這些物質包括賽洛西賓（迷幻蘑菇裡的活性成分）、麥角酸酰二乙胺、二甲基色胺（又名為精神分子）和5─甲氧基二甲基色胺（又名為上帝分子），它們作為宗教、靈性或娛樂活動的一部份而被攝取。
未知的異鄉
必須記得的是，瀕死經驗總在所有的文化和不同的人們之間伴隨著我們，年輕的和年長的，虔誠的和多疑的。對於那些在宗教傳統如基督教或其他宗教的環境下成長的人們而言，最清晰的解釋為他們被獲准一窺天堂或地獄的景象，在死後即將等待著他們的景象。但有趣的是，相較於俗人或是掛名的對象，瀕死經驗發生在虔誠的信徒身上的可能性更小。
從歷史紀錄中擷取的個人經歷提供了關於瀕死經驗極其鮮明的描述，至少和任何臨床的案例報告同樣富有啟發性。舉例來說，1791年英國的海軍少將弗朗西斯‧蒲福爵士（蒲福氏風級的命名源）在當時幾乎要溺斃了，他以這個方式回想起這個事件：
一股最為完美的平靜感受戰勝了最為躁動的知覺……我絲毫沒有任何身體上的疼痛。相反地，我的知覺此刻相當愉悅……雖然知覺因此緩和下來，思想卻並非如此；對於任何曾經親自經歷過類似狀況的人而言，它的活動似乎以完全無法形容的速度活耀起來，思緒緊接而來，其連續程度不僅令人難以言喻，更令人難以置信。這些思緒的過程，我甚至到現在都歷歷在目，如同這件事情剛剛才發生……因此，時光倒流，我過去人生中的每一件事，對我而言成了一瞥倒流的記憶……我的整個人生似乎以一種全景的視野呈現在我的面前。
另一個例子被記錄於1900年，蘇格蘭的外科醫生亞歷山大‧奧格斯頓爵士（金黃色葡萄球菌的發現者）歷經了一場傷寒。他用這個方式描述所發生的事情：
我躺下，如其所似，陷入恆久的昏迷當中，沒有任何希望或恐懼存在的餘地。身體和心靈似乎變成雙重的，然後在某個程度上分離開來。我意識到身體如同是在門邊附近的一個無法移動又不受控制的團塊；它屬於我，卻又不是我。我意識到我心靈的自我頻繁地離開身體……接著，被快速地拖回這個身體，帶著厭惡和身體結合，然後它成為我，被餵食、討論和照顧……雖然我知道死亡正盤旋著，卻沒有信仰的念頭，也沒有走向終點的恐懼，還是無動於衷而且心滿意足地在黑濛濛的天空下漫遊，直到某個情況再度打擾我躺著的身體，這時我又重新被拖回這個身體裡。
最近，英國作家蘇珊‧布萊克莫爾（Susan Blackmore）收到一個來自賽普勒斯的一位女性在1991年進行緊急胃部切除的描述：
在這場手術的第四天，我陷入休克的狀態，好幾個小時裡沒有意識……雖然被認為沒有意識，但是在數年之後，我依然記得當時在場的外科醫生和麻醉師的完整而且詳細的對話……我躺在我自己的身體之上，絲毫沒有疼痛，然後滿懷憐憫地向下看著我自己，因為我見到了我那備受煎熬的面容；我祥和地飄浮著。然後……我來到了其他地方，飄向一處黑暗，但是不令人感到害怕，類似幕簾的地方……隨後，我感到全然的和平。突然之間全部變了樣──我再度摔回我的身體裡，再度清楚意識到這份煎熬。
在瀕死經驗當中潛在的一系列神經現象難以精確判定，因為大腦受損的方式千變萬化。此外，瀕死經驗不會在個人躺在磁共振掃描儀或是在頭皮佈滿電極網的情況下觸發。
儘管如此，我們可以透過觀察心臟驟停──心臟停止跳動──來獲取一些發生的資訊。病患並未死亡，因為心臟可以經由心肺復甦術而恢復跳動。
現代的死亡需要不可逆的大腦功能喪失。當大腦缺乏血液（局部缺血）和氧氣（缺氧症）的時候，病患會在一分鐘之內昏厥，他的腦電圖將趨於等電位，換句話說，即平線。這表示皮層──為大腦的最外層組織──內大範圍且呈現空間分布的電流活動已經崩潰。如同城鎮的社區一個接著一個停電那般，大腦的局部區域將一個接著一個離線。大腦──其基質為任何神經元都能維持在發送電流活動的狀態──執行其一如既往所做的事情：表達由個人的經驗、記憶和文化期望所塑造的故事。
有鑑於這些電流的中斷，這個經驗可能衍生出非常奇怪和不尋常的故事，這些故事都成了瀕死經驗的報告資料庫。對於經歷過瀕死經驗的人而言，它就和大腦在平常醒著期間所產生的任何東西一樣真實。當整個大腦因為全面失去電流而關閉，它就此熄滅，包括意識。如果血流和氧氣恢復的話，大腦啟動，然後經驗的敘述流將重新開始。
科學家已經從高度訓練的人員──美國在冷戰期間於離心機的試驗飛行員和NASA太空人（讓人回想起2018年的電影《登月先鋒》，由萊恩‧葛斯林飾演的一位堅忍的尼爾．阿姆斯壯在多軸訓練儀裡被旋轉，直到昏厥的場景）──當中錄製、分析以及仔細研究關於意識的喪失和隨後的恢復。在大約5倍重力的時候，心血管系統停止輸送血液到大腦，接著飛行員昏厥。等到這些大的重力停止過後大約10到20秒，意識恢復，夾帶著同等時間間隔的混亂和迷失（這些試驗的對象顯然對他們的自我控制感到非常的到位和自豪）。
這些人所描述的現象相當於“次瀕死經驗”──隧道視野和明亮的白光、一種在睡醒後包括部分或全身癱瘓的睡眠麻痺感、祥和的飄浮感、出體經驗、感官的愉悅甚至狂喜、短暫而強烈的夢境（通常包括和家庭成員對話），這些經驗在多年以後對他們而言仍然是鮮明的。這些由指定的生理壓力所引發的強烈感受的經驗裡面，通常沒有任何宗教的體現（或許是因為參與者提前知道自己將承受壓力直到他們昏厥）。
在其本質上，於控制良好的實驗室研究法中實踐瀕死經驗是無法讓人輕易接受的，然而這可能有所改變。例如，我們可能在低階實驗鼠身上研究瀕死經驗的層面，或許牠也能體驗到生命記憶的回顧或是死亡之前的喜悅。
白光的消逝
許多神經學家已經注意到瀕死經驗和一種癲癇──又名為複合性局部發作──效應之間的相似性。這些發作部分地損害意識，而且通常被侷限在一個腦半球的特定腦部區域。此前可能會有預兆，這是個別病患所特有的特殊經驗，能夠預測初步的發作。它們可能伴隨物體在感知大小上的變化、不尋常的味道、氣味或身體感覺、既視感、人格解體或者狂喜。上述清單中與最後一項相符的症狀在臨床上又被稱為杜斯托也夫斯基癲癇症【註3】，取名自一位在19世紀晚期的俄羅斯作家費奧多爾‧杜斯托也夫斯基（Fyodor Dostoyevsky），他曾經患上嚴重的顳葉癲癇。在他以米希金公爵（Prince Myshkin）為主角的小說《白癡（The Idiot）》中寫道：
在癲癇發作期間，或是在發作之前的那一刻，他總是體驗到他的心臟、大腦和身體似乎醒了過來，散發精力和醒悟；當他充滿喜悅和希望的時候，他所有的焦慮似乎一勞永逸地一掃而空；該瞬間只不過是這個發作在向他襲捲而來的那最後一秒鐘的預兆（絕不會超過一秒鐘）。那一刻，理所當然，是難以言喻的。在發作過後，公爵敘述他的症狀，他曾對著自己說：“就算它只是疾病，只是大腦的異常張力又怎麼樣呢，當我回憶並且分析這一刻的時候，它似乎是最高水平的和諧與美好之一，是最深切感受的瞬間，於無盡的喜悅、狂喜和最完整的生命之間徜徉……為了這一刻，我願獻出我全部的生命。”
150年過後，神經外科醫生能藉由在癲癇患者的大腦植入電極，用電流刺激一部份皮層──又被稱為腦島──來誘發這種狂喜的狀態。這個步驟能幫助定位發作的源頭作為手術移除的可能性。病患顯現出快樂、提升幸福感以及提升自我意識或外部世界的洞察力。刺激其他地方的灰質則可能觸發出體經驗或視幻覺。這種不尋常的活動模式──不論是由自發性的疾病歷程所誘發，還是由外科醫生的電極所控制──和主觀經驗之間粗鄙的連結為其生理來源（而非宗教來源）提供了支持。這對於瀕死經驗而言或許也是同樣的道理。
為什麼大腦在歷經缺乏血液和氧氣的時候，會以正面且快樂，而非誘發驚慌的方式掙扎來維持其運作，這仍然是個謎。儘管如此，有趣的是，人類在經驗範疇的外緣邊界還包括其他因為降低氧氣導致輕鬆、頭部輕飄飄和神經敏感──比如深潛、高海拔登山、飛翔、窒息遊戲和窒息式性愛──的愉悅感受的情況。
只要大腦維持清醒並且沒有因為那些用來舒緩疼痛的麻醉劑或其他藥物而變得遲鈍，或許這些狂喜的經驗對於許多形式的死亡而言是普遍的。大腦，栓起垂死的身體，在踏進《哈姆雷特》所謂的“旅客一去不復返的未知異鄉”之前拜訪了它自己私人的天堂或地獄的景象。
以下為《讓我們歡迎外星人》一書中，先知雷爾對於提問者的回覆：
問題：
最近出版了一本書，裡面描述那些從昏迷狀態甦醒過來的人們的闡述，幾乎所有人都訴說著那段在死亡迫近時相同景象的故事──祥和而且穿著白色長袍的人們在唱歌的景象、逝世的人們的景象……你說如果耶洛因不介入重新創造那些死去的人們，那死亡之後便什麼都沒有。你如何解釋這些闡述的一致性，它難道不能證明靈魂的存在嗎？
回覆：
人類大腦中所發生的一切，只不過是電子化學反應的結果。不論是愛、恨、喜悅、痛苦、想像或其他所有的心理狀態、情感或是疾病；這個過程完全取決於大腦內部所產生的化學反應以及電子脈衝或電子訊號的結果，不論它們是基於記憶裡的視覺或聽覺，還是基於個人記憶中所擁有的成分而對新的事物作詮釋。
當我們非常深沉而且快速地呼吸時，我們將迅速感到興高采烈，如果我們讓一百個人做同樣的事情，他們的經驗將全部一致。如果我們讓一百個人跑一公里，他們將全部上氣不接下氣。每一個既有的現象都對應著一個既有的生理反應，這對於每一個人都是相同的。當一個人陷入昏迷時，血液會以特定的方式供應大腦，因此氧氣會以特定的方式供應腦細胞，而這些化學的事實產生了特定的反應，這一點對我們所有人而言幾乎都是一樣的。
如果我們在石灰石上加入酸，總是會產生泡沫。如果我們撞擊一百個人的力道足以讓他們陷入昏迷，他們所有人都將擁有見到相同事物的感覺。當然，他們只是在描述那些經過化學反應而被儲存在記憶裡的東西。沒有人會因為自己碰到十個都夢見他們被一隻十公尺高而且會噴火的公牛追逐而想說，既然許多人都描述著同一件事，那麼這些種類的公牛肯定存在。我們所有人偶爾都會夢到我們能夠飛翔，僅僅是用腳輕輕一蹬；但是沒有人會因為數千人有過相同的夢境而真的相信它證明了人類能伴著燕子飛翔，或這件事情是可能的。即使科學努力在技術層面上去理解夢境，並有朝一日打造出一個真正能讓我們飛翔的設備，人們也絕不會將這些夢境詮釋為現實。所有那些陷入昏迷的人們清楚記得的事情是，他們不渴望回到他們的身體，這絲毫不令人感到訝異，更精確地說，是他們不渴望再次地意識到他們的身體，就好比當我們從一個和異性相處在一起的美夢中醒來那樣，我們接著會為了重溫我們所經歷過的快樂而試著再回去睡覺。
所有曾經昏迷的人們描述著相同經驗的事實，證明人類的大腦產生了相同的化學反應，因此他們對於電子現象的反應也是相同的。如果我們將電極植入一千個人類的大腦，而且幾乎植在相同的位置，然後通以相同的電荷，他們所有人都將感受到相同的事物，並且擁有相同的景象。這正是在死亡之時所發生的事情。如果有幸的特定人士值得在他們死亡之後於永恆之星被重新創造的話，這只會發生在死透的時候，只要這個人處於昏迷，還活著的話，就什麼也不會發生。
【註2】
出處自聖經的使徒行傳的一段故事，寓意是，個人在任何改變生命的事件當中，見解被徹底地顛覆。
【註3】
杜斯托也夫斯基被放逐西伯利亞時，癲癇首次發作，當時他年約二十八歲。他最特殊的癲癇症狀是，在癲癇發作前的短暫一刻，會有極度愉快的感受，稱為狂喜。他形容「狂喜」的感受如下：我能感覺癲癇快要發作，因為在發作之前，我能感受到一種無法形容的快樂……我不知道，這種快樂持續幾分鐘或幾小時，但是相信我，我不願意把此刻的快樂，與世間所有的快樂交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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